文：李娟（公众号转载已获本人授权）来源：中国知网（名家名作，2024，(25):48-50）
摘要：当代陕西作家高建群小说中大量书写了女性人物的“出走”，一类是为了追求内心自足而归隐，或主动皈依佛门的“出走”；一类是为了追求自由或某种信念，超脱生死、潇洒生活的“出走”。这种女性“出走”叙事是高建群在民族国家视域下对女性命运的关照与书写，是文学史上有独特意义的女性叙事。
关键词：高建群女性书写民族国家“出走”叙事
女性出走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母题，西方文学经典中的简·爱、娜拉、安娜·卡列尼娜等女性为了摆脱家庭或男性的束缚而出走，寻求幸福和自由。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出走更是数不胜数：胡适的《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反抗包办婚姻，毅然离家出走；鲁迅《伤逝》里的子君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宣言，勇敢出走，与涓生恋爱同居；丁玲笔下的莎菲、贞贞等女性为了追求人生理想和价值而从旧日的生活圈子里出走；曹禺剧作中的女主人公们为了追求幸福、自由和希望，或者发疯、或者死亡、或者逃亡，都显示出决绝的“出走”姿态；巴金《寒夜》里的曾树生以抛夫弃子的“残忍”而离家出走，振翅高飞。“出走”成为现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现象，作家们以“出走”来启蒙女性的觉醒，也展现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历程。
高建群是当代“陕军”极富特色的著名作家。他在多部小说中，大量书写了鲜卑、匈奴、印欧族等女性的故事。与现代作家表现女性的思想解放和带着启蒙
目的的“出走”书写不同，当代作家高建群笔下的女性人物，在民族纷争、国家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往往担负着政治使命、家族复仇的重任，这也是历史长河中诸多女性的命运。但这些女性最后在完成使命和重任后，决然出走，或者皈依佛门，或者超脱生死。这种不寻常的女性“出走”结局，是作者对民族国家空间中的女性命运的思考，女性的“出走”叙事寄托了作者独特的人文关怀和诗意想象。
一
高建群小说中的女性“出走”叙事，实质上有两类：一是为了追求内心自足而归隐，或主动皈依佛门的“出走”。如小说《统万城》里敬诺利亚公主毒死入侵欧洲的阿提拉大帝，拯救了罗马城，却没有做英雄，而是出走罗马，隐居故乡；罗什公主和鸠摩炎结婚生子，为龟兹国留下一位可堪重任的宰相后，离家出走，成为一个到处修建佛洞的行者；莫愁毒死赫连勃勃，完成了家族复仇大任后，主动为佛教献身，成为肉身石像。
高建群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中用不少的篇幅讲述了匈奴民族的历史，其中游牧、迁徙到欧亚大平原的北匈奴在阿提拉大帝的带领下进攻罗马城时，公主敬诺利亚被要求为拯救罗马献身于阿提拉。罗马大主教以不可辩驳的威权要求公主在危难时刻担负责任，并用“不朽”的名头引诱她献身于阿提拉。其实，不管是否能“不朽”，敬诺利亚公主都没有拒绝的权力和资格，因为身为公主的身份和女性的地位，她只能服从民族国家利益。最后，公主服从政治使命，与阿提拉结婚，并以慢性毒酒药死了阿提拉。但完成政治使命的敬诺利亚并没有回到罗马城做英雄，相反，敬诺利亚此生再未踏进罗马城，她还乞求世界忘记她的名字，最后怀着阿提拉大帝的遗腹子回到了故乡难产而死。这样的结局是公主自己选择的，她对阿提拉有没有感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她出走罗马的结局似乎暗示了女性对政治威权的唾弃和抗争。
《统万城》里，敬诺利亚公主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描述。据传她16岁时就与近卫军军官私奔，罗马帝国将她软禁在监狱，她不断给阿提拉写信表达她对英雄的爱慕，并且教唆阿提拉攻打罗马城。这样的公主，无羁而放浪，注定有着不平凡的命运。敬诺利亚毒死了阿提拉后叹息：“我杀死了一位英雄，我结束了一个时代！”[1]她轻蔑地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告知阿提拉已死，他可以高枕无忧地继续做皇帝了。高建群塑造了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公主形象，她让男性统治者们胆战心惊，她无视政治威权，随心所欲地撰写和改变历史。也许内心有过争战和犹豫，处在政治使命与个人意志的夹缝里，她感到生命的无聊与虚伪，所以她最后遵从政治使命了，但充满了不屑与嘲讽，并拒绝国家赐予她的虚空的光环，走自己的道路去了。
《统万城》里还有一位罗什公主，是佛教高僧鸠摩罗什的母亲。遵照父亲的吩咐，她扮做牧羊女假装“邂逅”鸠摩炎，然后生儿育女，目的是为龟兹国留住一位仁智的宰相。她起初依照国家利益来诱惑鸠摩炎，完成公主的责任，并接连生下三个儿子。但她有一天却放下了幸福的家庭和宫廷生活，游历西域，留下风一样赤着脚行走的倩影，带着儿子鸠摩罗什出家修行，广建佛洞石窟，成为半神半人的耆婆。当尊贵的公主成为手脚粗糙的劳作者，生活清苦却甘之若饴，这显示了她生命意识的觉醒。“女性自我意识的生成和觉醒，必然上升到对自我价值与人生意义的探索与思考。”[2]这句话也许能解释罗什公主离家出走的原因，也表明：女性主体意识苏醒后，理性思考，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开始对自己传统的单一民族国家身份有了反思与质疑！
《统万城》里最后一个匈奴王赫连勃勃的身边，有个鲜卑族的贵族女子莫愁，本与赫连勃勃情深意厚，勃勃却因为政治野心和私欲谋害了岳父，身为女儿的莫愁必须为父报仇，莫愁痛苦万分。但是家族使命和政治利益无视莫愁的愿望，要求她充当复仇的工具，杀掉爱人，报仇雪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复仇是重要的内容。父亲的至上地位正是父权社会的基石，因此，为父报仇是子女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体现了孝道，反之，就是大逆不道。这种孝道思想经常被父权社会的统治者们利用，装扮成民族国家的意志，却包藏着政治利益。当莫愁每晚用鲜艳的鸩鸟羽毛拂过赫连勃勃的酒杯时，她成了复仇女神；当她抚琴吟唱古歌时，内心充满了忧伤与悲哀，仿佛天鹅最后的绝唱。最后，莫愁毒死了赫连勃勃，却并无复仇成功的快意，她只身离开了统万城，成为一具盲目行走的躯体，走在与赫连勃勃曾经相遇的道路上。民族国家欲望就是这样让一个弱女子内心挣扎而痛苦，夺去了她想要的一切，最后沦为复仇的一颗棋子。所幸莫愁最后在石碴河千佛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成为一尊肉身女菩萨。高建群安排这样的结局，揭示了民族国家威权对女性主体欲望的强行扼杀，深切同情和理解女性的心灵空虚和痛苦，当历史的车轮碾压在女性的躯体上，也许唯有宗教能填补她们残破的心灵。
二
高建群小说中的女性“出走”叙事，另一类是为了追求自由或某种信念，超脱生死、潇洒生活的“出走”。如《遥远的白房子》里的萨丽哈在经历了马镰刀之死后，超脱生死，成为一个从红尘中出走，超越时光的神秘女人；《最后一个匈奴》里的黑白氏从儒家正统文化里“出走”，无视礼教约束，大胆地追求情爱；丹华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出走”，游历于东西方，超越母国的种种束缚，潇洒生活；《统万城》里有个半人半神的女萨满，借助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权力，她从等级森严的政治框架中“出走”，实现和满足了自己的世俗情感和欲望。
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匈奴，是个桀骜不驯的马背民族，他们血液里流淌着自由的天性，崇拜生命，大胆追求性爱。作为匈奴后裔的陕北人，他们永远不安生，渴望着不平凡的际遇和人生。尤其是陕北的女性们以代代传唱的酸曲表达她们的爱情，排遣内心的饥饿，她们蔑视名声，无所顾忌地行事。高建群早期的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里有个匈奴族女性，名叫萨丽哈，她属于最后的匈奴。萨丽哈多情而单纯，愿意用她丰满的胸膛给所有男人以温存和爱抚。这是民族天性使然，做这一切的时候她好像不谙人事，全然没有儒家正统文化的羞耻和不洁感。她做了牧人的妻子却和马镰刀私通，做了马镰刀的妻子却处处撩拨士兵。马镰刀秉持儒家爱情伦理，要求女性从一而终，贞洁自持。马镰刀为首的男性一味压制女性欲望，却对自身不加节制和没有反思，是典型的父权社会里不平等的男尊女卑现象。高建群描写萨丽哈最终在马镰刀死后遵从了儒家爱情伦理道德，满足了男性欲望，为其守身保贞。但是，她的遭遇恰恰说明她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是一股对男性中心构成威胁与颠覆的力量,不仅是情欲领域中的抗争者,更是反对父权中心的呐喊者。
《最后一个匈奴》里的黑白氏，受到丈夫冷落后，为满足情欲，曾试图勾引家里的长工；丈夫去世后，在携幼归家的途中，大胆钻进儿子“干大”的被窝，无视自己新寡的身份，酣畅淋漓地享受性爱；多年后，又为营救情人，准备冲击牢狱，将两人的多年地下情公诸于世。这样敢爱敢恨的女子，流淌着匈奴祖先多情的血液，是黄土高原的酸歌滋养了她自由的灵魂。
《最后一个匈奴》里还有一个匈奴后裔——现代女子丹华，性格桀骜不驯，反叛世俗，个性鲜明。她时而是独立干练的女记者，时而是持有30栋楼盘的女老板，潇洒地行走在时代前沿。她像她的先祖一样，酷爱游历，有着不羁的灵魂。同时，她深受西方开放的思想影响，她的性爱观更加大胆地挑战了传统道德伦理。她与杨岸乡在异国邂逅重逢，便热烈地共度良宵，却在结束后告诉对方：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的一夜风流，双方以互相取悦为目的，不应有附带条件。虽然这在西方世界是普遍的事情，但对传统东方文明下的爱情伦理来说，不啻一记雷电，击碎了那个年代陈旧的观念。高建群写黑白氏与丹华作为匈奴人的现代后裔，将先祖们追求情欲的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写她们忠实于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注意到她们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定程度上反叛了把女性工具化、肉体化的传统男权思想。
在匈奴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女萨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是半人半神、可以通天的巫婆，额头一只独眼，能看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她们为民族的兴盛祈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并且预言未来。她们因此而进入男性统治秩序，干预国家政治。《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中匈奴国的阿提拉大帝和大夏王赫连勃勃父子身边都有这样一个独眼的女萨满，她们地位颇高，身为女性，却借助神性身份介入权力系统。身体上的“独眼”反倒造就了身份、地位的特殊。就连赫连勃勃都想把三个女儿培养成三个女萨满，让她们日后能在匈奴草原上呼风唤雨。相较于同时代的女性，女萨满活得恣意而骄傲，一定程度上，似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与女性个体权利得到了契合。
同时，高建群小说描述的女萨满充满了世俗的情感和欲望。女萨满通常还会做些接生、治病救人的工作，这时候她们的神力为普通的民众服务，她们也才流露出了自己真实的女性欲望和情感。《统万城》里的野心家赫连勃勃踏上征程之初，女萨满从各个方面教导和指引他，甚至用自己的身体亲自去教他用男欢女爱的手段讨女人欢心。“女萨满说：‘人类之所以能活下去，一直活到今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这别样的快乐。’说这话时，女萨满的嘴角挂着一丝暧昧的、肉欲的微笑。”[3]这时的女萨满从“独眼”的神性束缚下解脱出来，流露出主体的欲望和情感。这种情欲的滋生与宣泄又是打着民族政治的幌子实施的，充满了讽刺与悖论。也就说，高建群笔下，民族政治欲望与女性主体欲望的对弈，在女萨满这里是表面契合，实质利用的关系。女萨满利用她特殊的政治身份顺利达到和满足了内心情欲，这是对民族国家至高威权的挑战和戏弄，但只能以半神半人的萨满身份实现，又表明女性在强大的父权体制中臣服于男性的现实和低贱、恶劣的生存处境。
三
以上可见，高建群小说里的女性“出走”，是女性求得自身独立的一种生存方式，这些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精神和思想层面的觉醒与自主。当女性们深受民族国家、男性威权的控制与支配，或为政治利益，或为家族复仇，或为满足男性的一己之私，她们被迫屈从，牺牲自我；当女性主体意识苏醒或者由于内心自我的呼唤，她们又挣扎和不甘，有迷惘和失落，民族国家与女性主体常常背离和纠缠，最终，这些女性在完成了民族国家的使命后，往往叛离民族国家的身份指认，走向不寻常的结局。这种女性“出走”的书写体现了高建群对人物真实的主体欲望和现实处境的重视与关照，由此也反映出高建群的女性叙事的独特旨趣。
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群体依据天生的生物学性别价值体系对女性群体实行全面的统治，这一权力的获得如同封建社会依据血缘和出身决定阶级和身份一样“理所应当”和“必然”，并且这一统治权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关系。这种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的权力结构和组合被称为“性政治”，并且，“无论性支配在目前显得多么沉寂，它也许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 力概念。”[4]。当女性被置于民族国家、男性政治的权力结构中，民族国家和个人关系的演变、发展和交织，往往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女性们沉默的眼泪和斑斑的血迹。高建群小说中同样有这种“性政治”的框架，他书写了意识形态召唤下的女性命运。但这些女性不同寻常的“出走”叙事，说明高建群并不单纯将女性纳入民族国家的叙述框架，通过女性“出走”的叙事，从“人”的角度关注和尊重女性的主体欲望与生存境遇，真实展现了女性话语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分裂与悖论。由此反映了作者较为豁达宽容的女性观，在女性叙事上也有独到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3] 高建群.统万城[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 198、53.
[2] 郭兴.庐隐创作的女性叙事[J]，柳州师专学报，2014（6）：14.
[4][美]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3.
注：
李娟，女，1977生，陕西汉中人，西安思源学院副教授。原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副教授，高建群研究中心成员。2008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