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8 年12 月22 日，由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主办的第二届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文学科建设论坛研讨会，围绕高建群创作的文学地位和评价研究、高建群创作文本的新视角探讨、高建群创作的比较研究、高建群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高建群创作文本个案研究展开讨论，体现出大胆开拓的创新精神和沉稳扎实的科研功力，为高建群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以及下届研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高建群研究；文学地位；新视角；比较研究；地域文化
2018 年12 月22 日，由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主办的第二届高建群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文学科建设论坛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饭店召开。来自西北大学、延安大学、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宝鸡文理学院、榆林学院、西藏民族学院、兰州城市学院、培华学院等高校和陕西省图书馆的教授、博士、硕士和研究员等四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学院漠绿社同学旁听了这次会议。
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从韩国发来慰问函，他感慨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盘子里来观照，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这一代人只是做了我们所能做到的”，他寄希望于后来者，并与参加会议的人员共勉。著名评论家段建军教授和王俊虎教授发言指出，高建群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薄弱，西安创新学院成立高建群研究中心是慧眼识珠，此后应当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展示自己的特色。
本次大会共提交论文24 篇，采取研究者主题发言、与会专家点评的研讨形式，围绕“高建群的创作历程及文学成就”“高建群与中国当代文学”“高建群与中国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高建群创作与西部地域文化关系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高建群研究”“高建群与外国文学关系研讨”“语言文化视角下的高建群文学研究”等七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广泛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文将对综述进行概括。
一、高建群创作的地位和评价研究
高建群是当代“陕军”代表作家之一，其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广大读者群中也有广泛的影响力。但高建群研究相对于当代文学中的同时代作家而言，显得滞后和冷清，如何公正、客观地评价其文学创作的实绩、成就和影响，是本次研讨会重要的任务。本次与会代表以大胆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高建群创作的总体地位、美学特色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冯肖华一直致力于陕西地缘文学研究，其《“高建群文学”与陕派作家研究现状考察》分析了高建群文学研究滞后的原因，指出高建群文学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和悲剧大情怀、民族历史文化的质地厚重、大西北中国气派风 情的浓墨重彩和宗教文化的创新开拓等四大特点，应在民族文学与人类文学的交叉点上评价其文学成就。高建 群文学是陕派文学中的一面特色旗帜，以其崇高感、古典精神、悲剧情怀和理想主义品质照亮了当下文学的理想 疲软、精神匮乏、庄严弱化、思想空泛等文学弊端。冯肖华教授的研究把“高建群现象”放在陕西文学的旗帜下， 高屋建瓴地评价了其应有的文学地位和贡献，启发我们从高建群文学研究滞后的原因、高建群作为陕派“八大 家”的应有地位、高建群文学实绩与影响的现象并存、高建群文学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新开拓、高建群文学对人类生命意义再追寻这五个方面去深入思考和研究高建群及其创作，为后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李冠华在《“北方”美学的建构——论高建群的“作家地理”》中指出以往多从地域文化立论评价高建群创作的思路显出某种浅薄和粗暴，由此提出“北方”美学的观点。高建群笔下的“北方”不仅是一个意象，更包含着一系列丰富复杂的美学和艺术意蕴。高建群创造的“北方忧郁”成为独特的美学建构，更能代表其艺术风格， 也是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高建群创作文本的新视角探讨
高建群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创作，迄今已有多部中长篇小说和散文、诗歌面世，其书画作品也流传于世，对高建群创作的文本研究日益细化和多元化。本次研讨会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开拓，主要从叙事学、女性主义、美学等角度进行探讨。
刘向斌的《论高建群小说的三维叙事特点》指出高建群小说具有历史（时代）、地域（环境）与民族（种族）三位一体的叙事特点。以2000 年为界，高建群的前期小说在三维叙事的基础上，又力图以超越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突围方式，去构筑其世界主义、地球主义的小说叙事大厦；后期小说则把时间、空间和情感作为三维叙事视角，体现出浓郁的回归意识。
刘莎的《从叙事格局看〈最后一个匈奴〉与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关系》认为，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深受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影响，一方面设置叙述者和叙述接收者的角色，沿用了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形成的叙述程式；另一方面，极力追求中国传统叙事的真实性原则，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找到平衡。
李娟的《民族政治与女性主体的欲望对弈——高建群小说中的异族女性书写》立足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了高建群小说中的异族女性具有民族政治与女性主体欲望对弈的特点，即女性们在民族国家威权的压迫下，或者压抑自己的主体欲望，或者陷入了挣扎与迷思。而作者赋予她们惊世骇俗的行为和不寻常的结局，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反映了作者较为先进的女性观。
黄萍萍的《高建群〈大刈镰〉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解读》运用现代性理论，论证了《大刈镰》中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中人与自己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
毛国宁的《谈〈大平原〉家族史的叙述手法》从叙述视角、心理描写、抒情与议论的结合以及陕西方言的运用等方面总结了高建群小说《大平原》的叙述手法。
王彩凤的《谈高建群书画的美学趣味》一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了高建群的书画创作，认为高建群书画熔铸的文化主题是传统文化与佛教精神；基本特点是道高于技，神采至上；笔墨精神是雄浑辽远，崇高之美。
赵晓玲《高建群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行性论证》一文从小说影视化的角度，分析了高建群小说影视化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其小说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故事性上。此外，陕派经典名著改编成功的案例也为其指明了方向。
三、高建群创作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是近年日益兴盛的研究理论，将高建群置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梳理其接受的外国文学影响，比较其创作与外国作家作品的联系，拓宽了高建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本次研讨会有几位学者在此方面做出了研究成果。
张晓琴的《寻找被遮蔽的历史窗口》从文化的角度比较了高建群小说《最后一个匈奴》与墨西哥作家卡洛斯- 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 克鲁斯之死》几点类同与差异，借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行动来思考民族史和个人精神发展史之间的秘密通道，寻找历史深处被遮蔽的窗口。
刘佳则从比较文学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兼顾文学本体论，在《〈静静的顿河〉与〈最后一个匈奴〉比较研究》中，比较了两部经典作品在史诗风格、人物形象、民族文化叙事立场上的相似性，认为高建群与肖洛霍夫用各自的民族宗教与诗学传统诠释着伟大的史诗，又依据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涵塑造鲜活而富有人性魅力的人物，在世界文学殿堂里演奏着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乐章。但因中俄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的差异，两部作品又呈现出差异。
王俊虎的《高建群与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比较论》一文对高建群小说《大平原》中的顾兰子与贾平凹小说《山本》中的陆菊人进行对比，通过人物相似而又对立的方面，探究陕南、陕北不同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以及两位作家接受不同作家的影响和各自生活经历导致的女性观的差异。
四、高建群创作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
高建群创作与地域有密切的关系，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新疆阿勒泰草原文化、陕北高原文化和渭河平原文化为学界所公认。本次研讨会在此研究基础上， 进一步深入地分析了高建群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窦鹏的《“一带一路”视域下的高建群历史书写》认为，高建群的历史书写主要归纳为：地域文化历史书写、民族历史文化和家族历史书写等。文章重点围绕《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我的菩提树》三部作品，分析其历史书写在叙述方式上表现出从全知叙事到民族史诗，再到“去文学化”的衍变，发掘出高建群历史书写在“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文学价值和时代价值，是中国当代“一带一路”文学的探路者。
郅惠在《陕北文化与高建群的陕北题材浪漫书写》中分析了高建群的陕北题材书写，陕北是其创作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资源。高建群的陕北题材书写体现出民族融合的大文化观，既是抗争者的浪漫之歌， 又是民间元素的诗性表达。
徐翔的《〈统万城〉：丝绸之路上的传奇》一文认为，《统万城》对历史与文明的思考体现了高建群独特的文化视野，两位英雄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奏响了浪漫主义的英雄之歌，对诸多人物恶与善的烛照，成就了一部人性的史诗。
肖晓珍的《〈大平原〉中与行有关的民俗图景》与刘晓燕的《浅谈〈最后一个匈奴〉与陕北民俗文化》两篇论文从民俗学角度分析了高建群作品中的婚俗、丧俗、秦腔、完灯等关中民俗，以及剪纸、唢呐、博彩、民歌等陕北地域文化习俗。
王鑫悦的《高建群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分析》和薛恬恬《〈最后一个匈奴〉中的陕北文化分析》对高建群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表现及其成因做了一些阐释和发掘。
五、高建群创作文本的个案研究
蔡静波的《看似些许荒诞，实则盛世通言——高建群小说〈六六镇〉读感》以读书笔记的写法，谈到了小说《六六镇》描述了陕北高原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 体现了陕北高原人智慧的生存方式。此外，该小说是陕北高原方言俗语的语汇资料库，运用了交叉或称混合的非传统叙事模式。小说的故事看似荒诞，实则起到省世和教化的作用，读之无不给人以沉思和启迪。
田德芳的《论〈遥远的白房子〉的原点性小说地位》认为，高建群的小说创作在题材、主题、风格、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的追求，这些特征在《遥远的白房子》中已经展现，因此，《遥远的白房子》是作家的原点性小说。
综观这次大会，与会者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文本，展现出他们在高建群研究方面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的创新性工作，为以后的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李娟
原载于《名作欣赏》，2020年第2期
